摘要：洪洞位于山西省的南部临汾盆地的北端，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这里是杨侯国的所在地。直到公元六百一十七年，才有了今天这个名字红豆。背负着家族的使命，二零零二年的十月一号，江苏丰县刘氏家族的三位老人来到了洪洞。...
洪洞位于山西省的南部临汾盆地的北端，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这里是杨侯国的所在地。
直到公元六百一十七年，才有了今天这个名字红豆。
背负着家族的使命，二零零二年的十月一号，江苏丰县刘氏家族的三位老人来到了洪洞。
安顿好住处后，他们首先来到了位于洪洞城北的大槐树祭祖园。
大槐树祭祖园和一个传说有关。
他的所在据说正是当年传说的发生地。
在机组园内的寻根咨询处，范忠义所长和刘忠平副所长接待了来自江苏的这三位刘氏老人。
在老人们随身携带的旅行包里，装着一套厚厚的家谱。
在这套名为李兆堂刘氏家谱中，清晰地记载了他们先祖的出处。
吴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雀窝。
江苏刘氏的三位老人希望能在洪洞寻根问祖，将家谱的源头续上。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根的意识一直非常的重。
叶落归根就是这种意识的一个形象写照。
一年四季，大槐树祭祖原理络绎不绝的寻祖者和观光客，几乎也都是抱着和江苏刘氏这三位老人同样的想法，来到洪洞的。
天南地北纷至沓来的人们，似乎都在证实着那个传说的真实存在。
然而，翻开红洞的地方，制，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关于历史上那次移民事件，历代的洪洞限制几乎都没有记载。
也就是说，在民间影响巨大的洪洞，移民，在他的发生地却被忽略，甚至遗忘了。
那次移民事件真的发生过吗？
真有那么多人从大槐树下走出吗？
成立于一九八三年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的一家专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机构，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事件，是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葛剑雄教授的领导下，这个研究中心撰写出版了国内第一套权威的中国移民史专著。
与洪洞大槐树有关的这次移民自然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葛剑雄说。
明史中，与虹洞有关的山西移民，最早的记载是一三七三年，也就是距今六百多年前的明汯五六年。
文字只有短短的一行六年图，山西真定民屯凤阳。
在明史和明实录等当时的历史文献中，可以查出与山西有关的移民共有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
历史似乎以另一种方式表述着那个传说的存在。
出生在山东的黄泽岭，也是在那个传说的熏陶下长大的。作为一名来自民间的研究者，黄泽岭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放在了对移民痕迹的寻找上。
这种痕迹也许是家谱，也许是祠堂，也许是当年存留下来的食物或者传说。
他认为，这些来自民间的食物或者传说应该算是更却做无疑的证据。
在黄泽岭现在生活的地方，河南濮阳遍布乡村的村碑足杯描述的家族或者村庄的出处几乎都是一样。
明朝的洪武或者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前来。
在濮阳市区西白仓翟氏祠堂的一块石碑上，黄泽岭看到了这样一段叙述。
恕我翟姓本，山西平阳府洪洞县野雀窝人，也。自明初洪武夺地签名。
这是又一个非常清晰地从洪洞迁来的家族移民记录。
在供奉翟氏先祖的牌位旁，一个被称为暖阁的东西，引起了黄泽岭的注意。
这个木质的暖阁是古人用来侍奉家族先祖先辈的神器。翟世后人称，这是从明代传下来的东西，也许就是先祖从洪洞带过来的呢。
显然，来自史料和民间的记载，似乎都在证明明朝的山西大规模移民事件曾经真实地发生过。
山西为什么会成为移民的一个重要来源呢？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是战争导致了这一次战后生产力的重新布局。
元朝末年，贫人的战乱使兵家必争的中原成为唉鸿遍野的战场。黄泽岭说。
与中原地区激烈的动荡不同，此时的山西却显得格外平静。据史料记载，公元一三八一年，山西人口达到了四百零三万，是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
一个现象引起了研究历史地理的葛剑雄教授的注意。他惊奇地发现，位于太行山与黄河中游峡谷之间的山西有着特殊的地理优势。东是先进的太行，西，有吕梁的阻隔，南是黄河天堑，北有浩瀚的大漠。这样的地势使得山西很少受到大的战乱波及。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分裂或战乱发生，山西就成为大批难民的庇护所，成为北部中国的战略要地或政治中心，迎来一个经济相当繁荣的阶段。
那么这样的一块风水宝地，为什么还要向外移民呢？
洪洞流传的一个跟水有关的故事，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
或山脚下的霍权在洪洞与赵成没有合并之前，是两线共用的重要水源。
为了争水，经常引起械斗甚至伤亡。
焦头烂额的地方官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在霍泉的分水处摆上一个烧得滚烫的油锅，然后投入十枚铜钱儿。两个分别代表着各自献利益的壮汉，赤膊下到油锅里去捞抢。结果赵成捞到七枚红豆，捞到三枚。于是霍权的分水方案就顺理成章的出来了。
这个经历了几百年风雨的分水亭，一直忠实地遵守着当时的约定。
类似的水争在山西各地都时有发生。
事实上，一旦战乱平息，水资源缺乏的山西也就丧失了它的地理优势，而密集的人口却又开始成为了它的发展障碍。
对于山西的人口大县洪洞来说更是如此。
所以在民间，战乱还未结束之时，自发的移民就已经开始。
江苏刘氏家族的迁移就属于这样一种原因。
在完成了元末王朝更替的战争之后，针对中原的凋敝荒芜，户部郎中刘九皋向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昱得不失利，名有恒业。
这对朱元璋的移民决策影响很大。
通关当时中国的格局能够从所谓的辖乡移出大量人口的地方，首选山西。
于是，无论真实的原因究竟如何，明朝初期一次对中国尤其是汉族人影响很大的大规模移民，在山西却做无疑地发生了。
那么在这次移民事件中，红洞究竟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从大槐树底下到底迁出了多少人呢？
洪洞县大槐树剧团根据那段历史排演出蒲剧大槐树移民中的一场戏。
这场戏叙述了洪洞所在的平阳府的移民分配方案。
据史书记载，明初的移民从一三七三年开始到一四一七年结束。历经三朝近五十年的时间，牵涉山西五十一个县，其中人口最为稠密的平阳府就占到二十八个。
作为平阳府的人口大县，洪洞迁出的移民应该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大槐树祭祖园的宁静，经常会被列车的尖叫打破。这条横亘于大槐树祭祖园外的同蒲铁路，是晋南乃至山西与外界沟通的一条重要干道。它的位置在古代正是山西贯通南北的官道所在。
唐宋以来，官府就在这里设有驿站位置，就在祭祖园的临近。
祭祖园的所在是当时的广济寺，这个位于官道边的寺院，香火极盛，殿宇巍峨，僧众集集。
传说中，四旁有一颗汉槐，树身要几个人合围，荫蔽树木。
对于一直生活在田园梦幻中的红豆人来说，那场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变动几乎是突然发生的。
当签名的告示出现在大槐树苍老的树身上的时候，一场离乡背景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根据文献通考的记载，在明初移民之时，民政府在洪洞广济寺设局驻园，发给平诏川资寺前的大槐树，也就成为集合的标志之物。换句话说，位于交通要道的洪洞，除了作为移民的迁出地之外，还成为山西移民外迁的一个重要集散地。
来自山西各地的移民纷纷聚集到了洪洞的大槐树下，然后又从大槐树下迁移到那些未知的他乡。
根据当时的移民政策，同宗的兄弟不能迁于一处，于是他们打烂铁锅，各执一片。作为日后相认的凭证，或者干脆改名换姓。
这些跋山涉水从洪洞集散出去的山西移民，最后到底迁往了何处呢？
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有超过两亿的汉族人的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吗？
关于这次移民，除了史籍和家谱的记载外，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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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初秋的日子，黄泽岭得到了一个消息，在玉鲁交界的山东莘县有一口，据说是从洪洞广济寺冲下来的。谷中。
虽然将信将疑，但黄泽岭还是决定去实地探寻。
因为深陷的所在正是黄河故道的范围而冲毁了广济寺的汾河就是黄河的一条重要支流。
在深陷良苦杂草丛生的后院里，黄泽岭看到了那口大铁钟按住中的年代推算是一千一百九十八年与广济寺残留下来的十斤长的年代相同。
很巧，这口硕大的古钟恰恰也掩埋在一棵槐树的身边。
以一个民间研究者的角度判断，黄泽岭认为这口古钟应该与广济寺有一定的联系。
民间的传说似乎也在印证这个说法，当地的一些老人几乎都声称自己来自红豆。
古中是否来自广济寺，也许会是一个永远的迷。
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是，根据史籍的记载，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战乱影响最大的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等地。而谷中恰好处在这个区域之内。
从江苏千里迢迢来到洪洞寻根的刘氏家族的三位老者，在刘忠平副所长陪同下，来到了洪洞县档案馆。
这里恰好保存了一套完整的苏宝刘氏家谱。
苏宝是洪洞的一个大镇。
洪洞现有的流逝有三大支，江苏流是判断他们这一支应该和苏宝地流是有一定的联系。
原因是他们的先祖娶的是隐士，而刘姓和尹姓恰好是红豆酥宝的两大姓氏。
然而，对照的结果，却使三位来自江苏的刘氏老人感到失望。两本族谱没有相同的东西。
大槐树祭祖园的刘忠平副所长却并没有感到意外。
这样的场面，他不止一次遇见过。
但那个缠绕在他心中的困惑却越来越强烈。
为什么这些移民的后裔在洪洞很难找到自己的根呢？
与此同时，在河南的濮阳，两个拿着家谱和先祖画像的不速之客出现在黄泽岭的面前。
从濮阳市郊过来的崔善路和崔善丁，希望黄泽岭能为他们崔氏家族的寻根提供帮助。
来自濮阳的这本崔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五祖乃汉代名士，柏林一脉志明永乐初年，自山西洪洞迁居金枝濮阳。这就是说，河南濮阳崔氏家族的根也在红洞。
根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概念，它是村落、血缘、习俗、亲情乃至生活史的综合体。
在人如浮萍的事实中，追寻根的出处，总能给人一种别样的安全感。
然而，那些自称为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人，真的能在洪洞找到自己的根吗？
江苏的刘氏和河南的崔氏，以及遍布全国五百九十多个县内将近两亿的汉族人真的来自于洪洞的大槐树吗？
它是一个真实的地理位置，还是一个关于移民的笼统的概念呢？
六百多年来，在民间，大槐树移民后裔们在洪洞的寻根几乎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江苏刘氏的这三位老人，就是担负着家族寻祖归宗的愿望。来到洪洞的。
与此同时，在河南的濮阳也在发生着一次相似的寻找。和江苏流逝不同，同样声称自己出自洪洞的蒲阳崔氏，选择的是求助专家，完成他们的寻卒渴望。
蒲阳崔氏找到的专家就是在民间一直从事移民研究的黄泽岭。
不论江苏刘氏和河南崔氏的这种寻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至少他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当时移民的两个去处。
但是，历时近五十年，超过一百万的移民显然不会只是去向河南、江苏这两个省。
统计的资料显示，明朝的山西移民分布在全国十八个省市五百多个地市，其中以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居多。
江苏刘氏和河南崔氏的寻找只是两个移民家族，很单纯的寻根。
其实，在中国，由移民组成的村庄和城市几乎随处可见。
北京就是一个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城市。
在这座城市的政府办公楼里，在公司、企业和大专院校中，人们可以听到几乎全国所有地方的方言。大概正因为如此，北京才显示出首都的风范。
东北三省则有着许多一百年来从山东迁徙而来的移民。
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快捷的上海，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由成千上万移民构成的城市。
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中活动的结果。
生活在上海的葛剑雄，在他主编的中国移民史中，就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文化是以人为载体的，人口的流动加速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活动。
中国的历史其实也正是一部移民的历史。
在所有的洪洞移民传说中，大槐树是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词汇。
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的洪洞县志中，对那棵大槐树的存在做了这样的记载。同时很具体地描述了它的位置。
那棵传说中的大槐树早已被汾河泛滥的洪水冲走了，只有一块刻着古大槐树字样的石碑矗立在它的遗址处。
现有的两棵槐树，据说就是那棵古槐同根滋生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
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大槐树移民的确切去向，更无从知晓他们到底有多少后人。
但那棵消失的大槐树，还会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